上海人都知道，住在陕南邨曾是身份的象征

解放前，陕南邨多为外侨居住，而解放后，原本一户面积内，多由几户合住。虽然有些逼仄，但房屋整体设计品质上乘，地段一流，并留有欧式生活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谈间流露居住在陕南邨，依旧是令人称羡的身份象征。2010年世博会时，为纪念陕南邨的比利时籍设计者，连来沪的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王子一行都应邀到陕南邨做客。但让翻译家周克希印象最深的，却是陕南邨的风骨。

巴黎应是异乡，却让人想起故乡了。周克希说，是因为陕南邨的缘故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数学老师周克希赴法进修黎曼几何。初次走出国门造访巴黎，本应觉得拘谨，但那里的街角景色却让他感到熟悉——在巴黎市中心的老房子身上，他分明看到了故乡上海的痕迹。这是他熟悉的陕南邨，和陕南邨所在的复兴路、淮海路的轮廓。

这种外部环境上的呼应，也奇妙地唤醒他内心的声音。这位复旦大学数学系高才生、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师，在回国后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并最终在年届五旬时放弃教职，正式转行，成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法语文学翻译家。

人生有些决定性的时刻就在一瞬间。在巴黎，并没有任何人劝他改行。但巴黎高师充满哲人余韵的氛围，还有那与童年居所相似的街角景色，却提醒周克希，去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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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培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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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尚龙曾说，老上海人能领会一些秘不外宣的差别。比如陕南邨的“邨”，与工人新村、郊区农村的“村”，虽然在现代汉语里是同一个字，但前者却特指上海市中心的高档里弄公寓。

陕南邨旧名亚尔培公寓，位于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151－187号，坐落在陕西南路东侧，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北侧，东近迈尔西路（今茂名南路），北近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于1940年。四层混合结构，点状公寓16幢，32个单元，二层砖木结构楼房3排，37个单元，另有汽车间86间。全部建筑面积23147平方米，占地面积1.62万平方米。

作为独立式里弄公寓的典范，陕南邨和新康花园一样，其大体格局是：单元一般呈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平面为四开间，一梯二户，三面开窗，不与其他住宅联接建造。由于利用点状空隙得当，通风采光俱佳。楼梯盘旋，地板磨石，钢窗蜡地，细节之处均颇为考究。

陕南邨设计之初，每套本应为一户居住，包括起居室、卧室、餐室、厨房、浴厕间和佣人卧室等，分前后二段，前面为主要房间，室内均有壁橱，卧室与浴厕间相通，隔墙为起居室，在起居室南端设有半圆形八角亭相通，起居室与餐室之间设活动拉门分隔，后面为次要房间，即厨房间、佣人卧室及小间套卫生间，以及为佣人使用的便梯。而且每幢公寓均单独设锅炉间、煤仓以及垃圾管道等。户外绿化宜人，四季常青。

解放前，陕南邨多为外侨居住，而解放后，原本一户面积内，多由几户合住。虽然有些逼仄，但房屋整体设计品质上乘，地段一流，并留有欧式生活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谈间流露居住在陕南邨，依旧是令人称羡的身份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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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明星·环卫工人·老教授·比利时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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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希一家，于1950年代入住陕南邨。此时原本一套四居室房屋，已经为两户合住。外侨留下的配菜间、壁橱等，后来也渐渐被改装他用。虽然此时一幢楼里人员较多，但彼此来往并不密切。在周克希的印象里，陕南邨里的邻居，多为医生、教授、记者等知识分子，彼此十分客气又保留着各自隐私空间。在上海当时大部分的老弄堂里，居民们彼此赤膊相见、沿街乘凉、当街吃饭的市井生活，于陕南邨里是看不见的。

周克希也几乎没有和邨里小伙伴一起疯玩的记忆。他总是文文静静读书。母亲当时在出版社工作，借书十分方便。高峰时期，周克希几乎一天一本书地阅读着。有时带去课堂里，在台面下偷看，兴味更加。苏联小说《匪巢覆灭记》（葛·布良采夫著）和《维嘉·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诺·尼索夫著）让他印象深刻，但很快他脱离中学生趣味，开始爱上《傲慢与偏见》等文学作品。

陕南邨内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文化名人。著名记者舒宗侨、电影明星王丹凤、电影艺术家陈叙一、作家黄裳等都是邻居。在周克希的印象里，这些名人日常进出，从无架子。邻里们见到这些名人，也不会特意探头打听，或在外炫耀。有段时间，周家的保姆去王丹凤家帮佣，回来后，背后不说新东家是非。这种刻意而为的修养，多多少少是陕南邨里心照不宣的公寓文化。

而且，这种有修养的疏离感，并不意味着冷淡无情。

1986年，《新民晚报》　记录了这样一则轶事：当时年过七旬的舒宗侨曾给卢湾区环卫所写信反映，楼道粪池堵塞，导致他们楼里二十多户人家的抽水马桶无法使用。两天后环卫所的工人冒雨赶来疏通管道。居住在底楼的舒宗侨见工人浑身淋湿，唤他们进屋避雨，工人们则表示要赶紧干完活，再去别家抢修。舒宗侨于是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室内灯光照亮窗外花园前的粪池。工人们说:“老人家，你快把窗户关上吧，太臭了!”舒宗侨说:“你们不怕臭，我怕什么?”说着泡来两大茶缸的热茶，硬是递给清洁工，并为他们拍了十几张彩照，准备送给这些清洁工留作留念。这位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还录下了当时的粪车声、雨声，预备以后向人们宣传。

因此，并不仅仅是建筑，而是建筑里面的人，使得陕南邨成为老上海人心中高档生活的象征。上个世纪末，电影《天梦》和《大上海屋檐下》拍摄时，均借在陕南邨中取景。电视剧《孽债》的部分外景地，也在陕南邨。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时，陕南邨的鲁雅萍家庭被确定为“世博人家”接待家庭之一。半年时间，她家接待了四十余批外国友人。女主人在家中悉心保留下老上海风情：有80多年历史的沙发、70多年历史的钢琴、玻璃镶套的黄铜把手、半个多世纪前的法式烤箱，镶嵌在墙壁内的活动烫衣板，还有西洋梳妆台等。每每外宾来访，他们一家三口，还会热情地用本地特色点心、演奏民族乐器等方式，积极向世界展示上海文化。这一年，为纪念陕南邨的比利时籍设计者，连来沪的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王子一行都应邀到陕南邨的鲁雅萍家做客。

这是上海引以为豪，且乐于向人展示的一面：考究的建筑和雅致的生活，得体的居民和适当的礼仪，彼此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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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相思一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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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留给周克希的陕南邨记忆也并非都是玫瑰色的。

童年搬入陕南邨时，沪上外侨正在陆续撤离。陕南邨附近不远处有个药房，贩卖酒精。周克希曾目睹落魄的白俄裹着脏兮兮的衣服，到药房买来酒精，兑些水径直喝下去。那种流离失所、老无所依的感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而到了周克希青年时代，时局动荡，在机关工作的父母受到不少冲击。由于楼下就是一家加油站，安全隐患始终是个问题。1969年，文化广场失火，十几人命丧火海，成为上海解放后最大一次火灾。这让本来就担心居家安全的周克希情绪更加紧绷。那天，周克希下班后，从华师大骑车回家，远远看到家的方向有浓烟冒出，第一反应是以为加油站失火，吓得飞一般往家骑去，到家时几乎腿也软了。万幸骑近了一看，不是自家冒烟。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周家的两间房间中的一间，曾被迫关闭三年之久。直到婚事迫近，周克希再三申请后，终于封条启封。进门时，只见房内已经积尘寸许。那短短几年时间，户外的世界已经斗转星移。而被封闭的屋内，这一小片空间中，时间似乎不受侵扰。

在那段非常时期里，陕南邨内曾有一位女住户，受罚日日扫街。有人经过时多看她几眼，她就硬气地岿然不动；　若经过的人和她打招呼，她也必立定，回报以微笑。那笑容，让人能忘记眼前的处境。好像是置身顶文雅的社交场所，被女主人微笑招待了。这种不卑不亢的风度，是陕南邨教会周克希的事。

2003年，在法语文学翻译领域深耕多年的周克希夫妇受邀赴法。同行者中有人对巴黎不以为然：“都是老房子，这么旧。”周克希闻言，笑而不语。有过少时居住经验的他，能很快领会巴黎的好。

这种领悟，也是陕南邨教会周克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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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沈轶伦 邮箱：[e-mail]，建筑摄影：蒋迪雯。人物摄影由周克希本人提供。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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